哈金获得了去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这本应该成为中国作家的一件喜事，因为他可算得是第一个直接用英语写中国故事而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大陆中国人。他的小说直接用英文写成，去掉了作家们常常埋怨的翻译这个中间隔阂因素，似乎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的距离都近了许多。然而，哈金获得此奖的代价却太大了：为了这个奖他被迫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
笔者有幸于哈金运作竞奖之时在芝加哥地区的两所学院讲学，亲自聆听了哈金为湖区学院（CollegeofTheLakeCounty）师生朗读他的诗歌和他的竞奖小说《等待》（Waiting）。事先，我就听说他出自东北农村，曾在部队服役，后上了山东大学，又出国深造，因此对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求知的奋斗精神充满了敬意，对他的小说期望很高。
当天晚上哈金朗读了他的小说《等待》里面的篇章。《等待》讲的是一个东北农民出身的青年人，在六十年代由家里做主娶了一个小脚的妻子。后来他进城当了军医，同一个护士相爱，但是家乡父老和村干部都不同意他离婚，于是年复一年直到十八年后他才把婚离下来，而此时那护士情人已患上了不治之症。故事似乎很有意思，但朗读会效果却很一般。如果我们（我和陪同我的一位美国资深教授）能原谅他蚊子般的声音和毛病很多的语音语调的话，我们却被他小说语言的低劣和粗俗吓了一跳。他曾说过要有意写得口语化，（这中间难免有卖点之考虑）所以他选了他认为最精彩，或者最口语化的一段念给我们听。这一章描写长期不能结婚的护士喝醉酒之后要求男主人公同她发生关系。她说了三四遍：“同我干吧！同我干吧！同我干吧！”（Doittome！Doittome！Doittome！）当时连我的美国教授朋友都表示这个中国姑娘可比美国女人开放多了，而我则嗅到了从廉价谈情小说里捡来垃圾的气息。
不久，芝加哥地区报纸和《时代》杂志都刊登了宣传和表扬他这部小说的文章，整个的运作都说明传媒要把哈金捧上获奖的宝座。那么美国人看中了他小说的什么方面呢？只要看看《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1999年10月31日的“读者指南”（Reader’sGuide）栏目就一清二楚了。在WenHuang写的介绍《等待》的文章左上方画了一对穿着镶花边裤子的小脚，约占了版面的1／4，而下面印了《等待》的封面，紫颜色的封皮上横着写的是红色的英文“等待”，可是从上到下竖着印为背景的却是一条黑色的男人的大辫子。这样，《芝加哥论坛报》就画龙点睛地突出了他们从《等待》中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优美的文字，也不是一流的写作技巧，而是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愚昧。如果说报面上的小脚确实是哈金写进他小说的内容，那么那条男人的辫子与这个六十年代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问问上台领奖时言称自己感到很荣幸也很受宠若惊的哈金（原话是：Iamhonored；Iamhumbled．），在看到这条强加在他小说封皮上的辫子时，是否也感到荣幸！
笔者在一些美国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很不识相地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给《芝加哥论坛报》。明知美国媒体方针已定，不会理睬我的抗议，我还是写了，因为我不能容忍白日谎言，因为我的意见起码可以让我身边的美国师生知道中国人还有另一个声音。我的信主要指出，尽管哈金保证他的小脚女人是有根据的，尽管作为作家他有权杜撰，但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军医，即便家在农村，也不可能娶一个年龄小于他的小脚妻子。我本人就是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妇女，我母亲一辈儿的中国妇女（如果她们活着现在八、九十岁）都很少裹过脚。哈金之所以这样设置他的故事，不外是要加强他那中国落后，没有婚姻自由的主题。难怪《时代》周刊的书评称赞他描写了一个由愚昧，不懂爱情重要，而造成的荒诞可笑的悲剧，因为男主人公以没有感情为由要求离婚时，却不被理解，可见中国之愚昧。人们总是问：你妻子做了什么错事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要离婚？在哈金撒谎的笔下，中国广大的善良百姓以及他们要保护那为了丈夫献出了一生最好时光（而并非小脚）的妇女的努力，都成为美国人的笑柄。就是因为有哈金这样为了获奖而不惜玷污同胞的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那种中国人懦弱、愚昧、脏懒、抽大烟、裹小脚、辫子由人揪都不敢还手的印象，久久得不到改变。
前几天，我那位美国教授朋友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信中她兴奋地告诉我，在最近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她遇见了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知名教授，并同他讨论了哈金的《等待》，那位学者对哈金的小说看法同我一样。这说明，尽管美国的传媒和大奖往往用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但是真正研究和了解现今中国的美国学者还是没有上当受骗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更看到了中国的长足进步。他们也看透了美国发奖给中国作家的政治因素，并且绝对不会尊敬一个拿荣誉和诚实作交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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